繼斬獲茅盾文學獎的《人世間》之後，今年年初，著名作家梁曉聲又推出長篇新作《中文桃李》（作家出版社2022年3月出版）。小說以80後大學生求學、工作為線索，圍繞愛情與婚姻、理想與現實的矛盾沖突展開叙事。小說出版之後，獲得廣泛關注。
《中文桃李》是一部可以當作理論著作來讀的小說。小說的題目首先就給人“反常”之感。“中文”在小說中顯然指的是“漢語言文學”專業，實際上就是“文學”。這是個專有名詞，沒有任何詩意，很少被用于小說标題。“桃李”既喻指“栽培的後輩和所教的門生”，也喻指“人的青春年少”。“中文桃李”因此具有雙重含義，一方面指小說的主人公：以李曉東和徐冉為代表的一群80後主修文學專業的大學生；另一方面也暗示了小說的主題：在文學日益被邊緣化的大背景下，文學如何才能“青春年少”，或者說，文學如何才能與生活的“活力”保持關聯？這是一個重大的理論問題，也是每一個文學工作者必須面對的時代命題。作為著名作家，梁曉聲的高明之處在于，他沒有進行空洞的理論說教，而是用鮮活的故事對這一問題作了飽含情感溫度的論證和回答。
80後具有特殊的含義。作為時代的标簽，他們是改革開放後在經濟大潮中成長的一代，同時也是見證經濟大潮中文學日漸式微的一代。他們仍然持有文學理想，對文學飽含熱情。這種理想和熱情曾使他們在象牙塔内取得短暫的輝煌，創辦文學刊物的成功使他們成為校園内萬衆矚目的“明星”；而在象牙塔外卻陷入了“重圍”，曾經的輝煌和成功在校園外的規則下再難成為驕傲的資本。那麼，如何“突圍”？小說以這群80後“中文桃李”的人生選擇給出了答案。梁曉聲說，作為老師，他教過很多80後，自己的孩子也是80後，為80後寫點什麼，一直是自己的心念，想給自己的教學生涯留下一點記錄，“我喜歡我筆下的這些80後，他們也開玩笑，也幽默，但他們身上沒有那種‘頑主’氣質”。
文學與社會現實之間常常有一種因錯位而産生的張力，對抗并非可取之道。《中文桃李》選擇了與現實的和解。和解并非屈服于現實，而是在保持文學理想的前提下融入現實。不難發現，《中文桃李》在情節結構方式上總是在設置一些沖突，這些沖突無不與“中文”這一專業相關；同時又在沖突中尋找一種平衡，這種平衡則使“中文”與現實達成和解。從“我”與父母婚姻價值觀的沖突到最後的彼此接受、從“我”和徐冉的悲壯“北漂”到最後的回歸故鄉，以及“中文”還是“對外漢語”的專業選擇、留省城還是回家鄉的就業抉擇等等，無不體現了這種沖突中的平衡。因此，結構上的平衡就成了文學與現實和解的隐喻。
《中文桃李》無疑是現實主義的，但又不同于傳統現實主義以崇高理想為目的的宏大叙事，也不同于新寫實主義以瑣碎日常生活為目的的個人小叙事，而是力圖在二者之間找到一個平衡點。這是一種尚未被命名的現實主義。文中反反複複出現的“執否”具有特别的深意。“執子之手，與子偕老”是對婚姻的承諾，“執否”則是對這種承諾的詢問。小說中，作者對此進行了專門的解釋：“執否”之“執”，意謂輕牽。不是“緊攥”和“不牽”，而是“輕牽”，關鍵在這一“輕”字。此一“輕”字既是愛情的“真”，也是文學理想與現實之間的“度”。将文學理想化是淩空高蹈，已沒有現實的土壤；而将文學矮化為日常生活卻是當下正在面臨的現實，如此一來，文學又失去了其應有的價值向度。那麼，尋找一個中間的平衡點就是當前文學“突圍”的突破口。
這個平衡點就是“豐滿的理想”與“骨感的現實”之間“為人生”的價值定位。文學是“為人”的，這裡的人不是不食人間煙火的“理想的人”，而是活生生的靈肉兼具的“現實的人”。文學教授“汪先生”某種程度上是作者的代言人，他不僅重提“文學是人學”的理論命題，而且在教學中踐行“為人生”的文學理念。小說的最後，作者讓作家“梁曉聲”現身說法，做了一場《文學與人生》的講座。講座的失敗，既嘲諷了那些脫離人生價值觀照的作家作品，也從另一方面肯定了文學“為人生”的價值理念。正如徐冉對她兒子所說：“文學在特殊年代還有點兒不一般。現在沒什麼不一般的，隻不過就是種職業罷了。你爸的人生，現在仍靠文學那碗飯墊底兒，以後聽你爸爸談談體會就行。”
文學何為？這是一個如文學一樣古老的理論命題，不同的時代有不同的回答。馬克思主義将“美學的和曆史的觀點”作為文學批評的最高标準，強調文學要塑造“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唐代詩人白居易提出“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梁曉聲立足于當下的現實，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對“文學何為”這一理論命題進行了回答。人具有價值維度，文學“為人生”的理念正是人的價值體現。這一回答既符合馬克思主義的曆史唯物主義觀點，因為“人生”總是具有曆史具體性的人生；這一回答也符合白居易的理論主張，因為“人生”總是與具體的“時”和“事”聯系在一起。包括文學在内的所有文藝形式，隻有向上向善才能成為時代的号角。這是對文藝價值屬性和曆史屬性的界定。《中文桃李》要表達的正是文學在一定曆史語境中，對有意義人生價值的追尋與抒發。
（作者：謝龍新，系汕頭大學文學院教授）
來自：2022年6月22日《光明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