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人小傳
薛天緯（1942—），陝西宜川人。本科及研究生均就讀于西北大學，1981年獲文學碩士學位。2010年退休前為新疆師範大學教授。2003年至2008年為華東師範大學兼職博士生導師。2011年至2016年為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特聘教授。研究方向為唐詩及中國古代詩學，尤重李白研究，曾任中國李白研究會會長。
二零零七年，薛天緯（中）與博士生海濱（左）、鄭慧霞在當塗青山李白墓前。圖片由作者提供
“黃河落天走東海，萬裡寫入胸懷間。”（李白《贈裴十四》）
薛天緯先生的李白研究與唐詩研究，正如這太白佳句，境界闊大，氣象萬千，而又存乎一心，自出機杼。
今年春秋八十的薛天緯先生從攻讀研究生起即追随著名李白研究專家安旗先生，矢志李白研究，孜孜矻矻，黾勉以求，将李白研究融入其生命，以李白研究作為其人生價值的重要依歸。1987年中國李白研究會籌備成立時，薛天緯先生即擔任理事；其後相繼擔任常務理事、副會長、會長；2013年卸任會長之後，又擔任學術咨詢委員會專家至今。同時，他還長期擔任《中國李白研究》的主編及執行主編，密切關注李白研究動态，至今未辍。可以毫不誇張地說，薛天緯先生了解和掌握李白詩歌研究動态的幾乎所有“家底”。也正是以此為基礎，他才能責無旁貸地不斷為李白研究貢獻出高品質的學術成果。
從1982年出版《李白年譜》（與安旗合著）至今，薛天緯先生以清醒的理性熱愛、鐘愛、酷愛李白，以進行李白詩文編年、撰著《李白詩解》、選注《李白詩選》等重要學術貢獻而成為李白研究的卓然大家。同時，他始終關注着唐詩研究宏大的詩學選題、重要的詩人話題，也不放過很多學者習焉不察的一些重要細節，成為唐詩研究的通人。
有譜：年譜、圖譜與學術譜系
薛先生的李白研究“有譜”并“靠譜”。這個“譜”，是李白年譜。
李詩編年，向來稱難。但隻有為其編年，才能使李白的生平經曆、思想脈絡、作品真谛、創作規律更好地顯現出來，從而使人們認識李白其人其詩的廬山真面目。宋代曾鞏、薛仲邕，清初王琦、晚清黃錫珪雖然都在這方面有所努力，但成效有限；詹锳先生《李白詩文系年》奠定了現代李白研究的基礎，其系年的規模和準确性已較前人有明顯跨越；瞿蛻園、朱金城二先生《李白集校注》雖非編年本，然其評箋及按語中時有真知灼見，已有效解決了部分作品的編年問題。
在這種情勢下，一部完整、合理的李白年譜将是李詩編年的基本依托。讀研究生期間，薛天緯先生在安旗先生指導下，着手編寫《李白年譜》。《李白年譜》編寫之難有二：其一，李白生平事迹的記載模糊不清，僅依據傳世和出土文獻尚不足以解決所有問題；其二，李白的作品多比興寄托，相關鑒賞評論往往見仁見智，難以取得共識。薛先生知難而進，迎難而上，面對舊材料，探索新出路，兼修詩内詩外兩種功夫，将文學的方法與非文學的方法相結合。所謂“詩外功夫”，就是從史籍及文物資料中搜求有關記載，從其與作家作品的縱橫關聯中尋找坐标，坐實作家的行止出處及作品的作時作地。這是一種從史料出發的邏輯推理，是非文學的方法。而“詩内功夫”就是轉向作品内部，探求其底蘊，尋繹其聯系，發現其規律，從而對其寫作背景（包括作時作地）及作家事迹行狀做出大體判斷。這是從辭章出發的鑒賞分析，是文學的方法。
得法則有譜。《李白年譜》于1982年8月由齊魯書社出版。此書按照年代、時事、事略、備考逐年展開。“年代”之下，“時事”叙政治格局變化及天下大事，“事略”陳李白行迹并以詩文系年，“備考”則略述重要文人行蹤及關涉李白的創作。
靠譜則有成。1984年，《李白全集編年注釋》項目啟動，安旗先生攜薛天緯、閻琦、房日晰三位先生，“夏戰三伏，冬戰三九”，備極艱辛，用六個年頭克竟其功。該成果由巴蜀書社1990年首度付梓，2000年修訂再版；2015年由中華書局列入“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易名《李白全集編年箋注》修訂出版，2020年修訂重版。作為迄今唯一的編年體注本，《李白全集編年箋注》與《李白集校注》（瞿蛻園、朱金城校注）、《李白全集校注彙釋集評》（詹锳主編）、《李太白全集校注》（郁賢皓校注），成為當代李白研究最權威的四種“今注本”。薛天緯先生将《李白年譜》壓縮改寫為一萬五千言的《李白簡譜》，作為附錄編入《李白全集編年注釋》及《李白全集編年箋注》。簡譜與注本正編相表裡，整體展示了李白人生閱曆與行迹、思想發展與情感起伏、詩歌創作主題與風格的嬗變，實現了安旗先生在《李白年譜·前言》所描述的初衷：
李白事迹及作品多無确實年月可考……然竊以為詩為心聲，李白之詩尤多系至情之流露，而至情之流露又多緣感遇而發。其筆底之波瀾，即胸中之塊壘；其胸中之塊壘，即生活之坎坷；其生活之坎坷，即時代之潮汐。吾人循其聲則得其情，循其情則得其實，雖不中，當亦不遠。
薛先生的李白與唐詩研究，“有譜”并“有圖”。這個“譜”，是圖譜。
2020年9月，薛先生《從長安到天山——絲綢之路訪唐詩》由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這本書圖文資料翔實，史地考證嚴謹，詩史相參相證，精彩創見疊出，其最大特點在于以科學的、實證的筆觸貫通了從大唐長安城到中亞碎葉城的這條唐詩之路，又以鮮活的、詩意的文字帶領讀者神遊其間。這本書的線路，與嚴耕望先生《唐代交通圖考》中《唐代長安西通隴右河西道圖》和《唐代瓜州、伊、西、安西、北庭交通圖》的地理交通線路基本重合，讓我們可以看到一條非常清晰的唐詩之路。此書的封套内面是一張精美的圖譜——《絲綢之路訪唐詩示意圖》，正文中又插入大量圖版和照片，或示意，或印證，或助讀，以展示“真相”。全書九章三十七個小節，都以唐人詩句命題，正文中李白、杜甫、王維、高适、岑參、白居易等詩人的名篇奔競而來，駱賓王、王之渙、王梵志等詩人的佳句觸目皆是。薛先生以自己長期從事唐詩研究尤其是李白研究的開闊視野、硬核學問與學術新鮮感，為讀者進行了很有趣味的唐詩導讀。書中李白出現頻率最高。作者在長安城的翰林院裡夢李白，展示李白《清平調詞》所蘊蓄的大唐王朝文化軟實力；在解析李白哭晁衡詩作的來龍去脈後，感歎李白的清淚雖然白流了，但卻意外地收獲了好詩；在流連于西安的大唐西市博物館時，提及館藏碑刻《許肅之墓志》經當今學者解讀後，刷新了學界對李白與許氏夫人婚姻狀況的認識；在《成紀》篇中，普及了李白身世；在碎葉，薛天緯先生則與同行的學者依循吉爾吉斯斯坦的禮節向李白緻敬，并展開李白出生地碎葉等一系列學術問題的研讨。
薛先生的李白研究的“有譜”，更在于他以四十年堅持不懈的努力，構建了自己的學術譜系。
試以金字塔型來描述這個“譜”。位于金字塔頂端的無疑是前述曆經數版而鑄成佳構的《李白全集編年箋注》。足以代表金字塔硬核中堅的則是薛先生的《李白詩解》《李白詩選》等著作。《李白詩解》（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6年版），對20世紀及21世紀前十年學界諸家著述中涉及李白詩歌的實證性研究以及立足于實證性研究的詩旨闡釋的成果，作了盡可能全面的檢視，廣泛汲取各家觀點，并融彙自己的研究所得，對所涉及的李白詩歌做出了不同程度的新解讀，成為李白研究學術史上具有标志性意義的重要成果。《李白詩選》（人民文學出版社2017年版）選詩289題343首，數量占李白傳世詩作的三分之一強。該書責任編輯李俊評價，此書具有詩歌編年更加準确，充分吸收學界文獻、名物、史迹研究新證和燭幽照微地細讀文本等特點。2021年，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領導小組辦公室公布首批向全國推薦的40種經典古籍及其179個優秀整理版本，《李白詩選》即在推薦目錄之中。而建構金字塔的基礎則是《李太白論》《李白 唐詩 西域》《八裡橋畔論唐詩》所彙集的數十篇李白專論。這些專論，或以認知的準确性為目标進行文獻考證，如《李白出蜀漫議》《李白與唐肅宗》《請讓“詩仙”李白的生命延續一年》；或以理解的合理性為目标進行文化探究，如《山苗落澗底，幽松出高岑——李白對“左思之歎”的曆史性回答》《大唐盛世與李白的人性追求》。
有料：大衆新常識與學界硬通貨
薛天緯先生曾在其《七十自述》中表達自己的為學原則：“我做研究、寫文章，堅持一個原則，就是言之有物，不說無謂的話，不說無個人看法的話。因此，我做的題目無論大小，寫的文章無論長短，自己覺得絕無虛文。”
薛先生言之有物、絕無虛文的為學原則，或可概括為“有料”。這“料”，是薛先生在李白與唐詩研究中貢獻給讀者的“大衆新常識”與“學界硬通貨”。
首句為“海客談瀛州，煙濤微茫信難求”的李白名篇，向來依宋蜀本李白集題作《夢遊天姥吟留别》，在當下的中學甚至大學課堂上，多數師生會錯誤地斷句為“夢遊/天姥/吟留别”。然而，此詩的詩題并不是“吟留别”，而是“夢遊天姥吟”；“留别”不是被吟的對象，“留别”的對象是“東魯諸公”。薛先生以《〈夢遊天姥吟留别〉詩題詩旨辨》（《中國李白研究》1991年集）和《〈夢遊天姥吟留别〉詩題辨誤》（《文學評論》2013年第2期）兩篇文章詳細讨論了這個問題，後文更是從文獻學角度詳細考察了這首詩的題目在不同版本中的面目：《河嶽英靈集》題作“夢遊天姥山别東魯諸公”；當塗本李白集題作“夢遊天姥吟留别諸公”、一作“夢遊天姥吟留别東魯諸公”；蜀刻本李白集題作“夢遊天姥吟留别”、一作“夢遊天姥吟留别東魯諸公”；《李詩通》題作“夢遊天姥吟留别東魯諸公”。通過考鏡辨章，斟酌比勘，得出此詩題目應依《李詩通》作“夢遊天姥吟留别東魯諸公”的結論。我們期待，在若幹年後的大中學的教材中，這首詩題能歸正為《夢遊天姥吟留别東魯諸公》。
同樣是圍繞天姥山的研究，“天姥連天向天橫，勢拔五嶽掩赤城。天台四萬八千丈，對此欲倒東南傾”，與天台山、赤城山、五嶽相比，天姥山到底高在哪裡？薛先生認為，李白詩中的天姥山高度，其度量方法應該是文化考察的而非地理實測的。1999年，薛天緯先生以一篇《天姥山的文化高度》做了“精準”的丈量，當年薛先生自稱“杜撰”的“文化高度”這個語詞，如今恰恰應該成為我們欣賞、讨論、研究天姥山甚至古代名山大川的基本觀念。
李白詩歌中，不少貌似司空見慣的語詞，古往今來，或被不同程度地誤解，或被有意無意地忽視。薛先生以披沙揀金的耐心與功夫，進行了合情合理、切中肯綮的訓釋與解讀。以李白《行路難》（金樽清酒鬥十千）中的“歧路”為例，薛先生從大量唐詩文獻實例出發，比勘追索，探究其義，指出了“歧路”的含義并非岔路，而是“道路”，即李白另一首《行路難》開頭“大道如青天，我獨不得出”的“大道”，此處指“仕進之路”。
類似的精彩解讀，薛先生的李白與唐詩研究中在在多有，恕不一一。
在為大衆不斷貢獻這些“新常識”的同時，薛天緯先生還着力解決了一批李白研究與唐詩研究的硬核問題，為學界貢獻了很多堪稱定谳的“硬通貨”。例如，李白“古風”組詩的命題及編集問題，薛先生在詳細辯證了學界兩種對立但又各成體系的觀點之後，洞幽燭微，厘清源流，提出：是李白自己命題和編集了《古風》，但當時未必即編就“五十九首”的格局；進而條分縷析地梳理了從李白“枕上授簡”于李陽冰之後，李白詩集經樂史、宋敏求、曾鞏等人之手編定《古風五十九首》的過程。這是截至目前學術界對這一聚訟紛纭的問題所做的最徹底的梳理，體系完整、線索清晰、邏輯嚴密、考證細緻。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作者為這一過程提出了非常重要的證據：成書于北宋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的姚铉編《唐文粹》，所收李白《古風十一首》，其排序依次為後來王注本《古風五十九首》的第1、8、9、10、11、14、15、18、21、27、49首，可知在宋敏求《李太白文集》編成之前，“古風”至少已有四十九首，而且已排定後世所見編次。
“古風”研究中有個難題，即列為《古風》之首的“大雅久不作”，對其題旨應如何理解？薛天緯先生的看法是：此詩從社會與文學兩方面标舉的最高理想是西周，其文學代表為大雅；其次是在曆史上亦堪稱盛世的漢武帝時代，其文學代表為揚、馬之賦；與此同時，詩人對唐王朝的盛世寄予極高期望，既望其政治清明，亦望其文學昌盛；李白明顯是将“聖代”拟為西周，又将詩歌在當代的振興拟為“大雅”重現，即：聖代複元古，大雅振新聲。得出這一結論的關鍵環節是對“揚馬激頹波”中“激”字的理解，作者在袁行霈、林繼中等先生推倒衆家貶語舊說而正面解讀“揚馬激頹波”意涵的基礎上，引經據典，詳盡辨析，認為此處“激”字當作“遏制”解，“揚馬激頹波”即揚、馬以其宏大的辭賦成就遏制了文學衰頹的趨勢。此句含義由是通達，上下詩句各得其所，全篇意脈自然連貫，千載疑案一朝遽解。
薛先生唐詩研究的另一重要成果是《唐代歌行論》（人民文學出版社2006年版）。此書在深入探究唐前及唐代歌行演變進程中所體現的詩體學之“實”基礎上，梳理古今中外學者對歌行的詩體學認識，辨析了四種“小歌行”觀的合理性與局限性，肯定了明人胡震亨“七言古詩，概曰歌行”之說的合理性，從而提出“大歌行”觀，給歌行之“名”做了精準的詩體學定義——歌行是七言（及包含了七言句的雜言）自由體詩歌。歌行研究的“實至名歸”，為唐詩詩體學研究填補了空白。薛先生又将關于“歌行”的詩體學認識提煉為《歌行詩體論》一文，在《文學評論》2007年第6期刊出。當下，“大歌行觀”已成為唐詩學界多數人的共識。胡可先、陶然兩位教授在其著作《唐詩經典研讀》（商務印書館2015年版）中列出了“唐詩經典研讀推薦閱讀書目100種”，50種為文獻類，50種為研究類，《唐代歌行論》被列入研究類。
無論從數量上計算，抑或從學術質量上考察薛先生貢獻的這些“新常識”與“硬通貨”，謂之“有料”實不為過。
畫了句号，還要打問号
“畫句号”，是從薛天緯先生的一篇文章《〈靜夜思〉的讨論該畫句号了》借來的說法，用以概括薛天緯先生李白研究與唐詩研究截斷衆流的權威性，倒也妥帖。
1984年，薛天緯先生在《文史知識》雜志發表文章《漫說〈靜夜思〉》，讨論了幾種宋元刊本中《靜夜思》第一句均作“床前看月光”、第三句均作“舉頭望山月”的問題。
2009年，因為一位在日本留學的華裔中學生在教科書中讀到如上版本的這首詩而質疑中日傳本不同，引起媒體跟風炒作，時職中國唐代文學學會會長的陳尚君先生發表了《李白〈靜夜思〉不存在中日傳本的差異》，時職中國李白研究會會長的薛天緯先生随即發表了《關于〈靜夜思〉的前話與後話》，二位先生恪盡守望之責，回應了媒體與大衆的關切。
因為這首《靜夜思》已成為“國民唐詩”的特殊性，薛天緯先生索性為之進行了更加徹底的學術史梳理，撰寫了長文《〈靜夜思〉的讨論該畫句号了》，刊于《文史知識》2011年第12期。此文在詳細梳理該詩版本流傳變化的基礎上，結合薛順雄及森濑壽三等學者的研究成果，融彙自己的研究心得，進行了充分解讀，重點讨論了為大家所關切的“明月”和“床”，得出的結論是：《靜夜思》文本兩個“明月”的出現，從文獻角度可追溯至署名明代李攀龍的《唐詩選》，而《靜夜思》“民間口傳本”實際上是後世大衆讀者“再創造”的産物；至于詩中的“床”，因為《靜夜思》是李白自創的“新樂府辭”，樂府詩的傳統寫法是“拟”前代之作，而“樂府古辭”以下的前代相關文人詩作及樂府民歌無不将“明月”與“卧床”相聯系，所以，《靜夜思》中的“床”隻能理解為“卧床”。至此，《靜夜思》的實證性研究畫上了“截斷衆流”的句号。
《将進酒》是李白詩歌名篇，其文本流傳有一個比較複雜的演進過程，學界、媒體的認識、表述也往往是混沌一片。薛先生在《光明日報》2021年4月12日文學遺産版發表《〈将進酒〉文本演進“三部曲”》，為這個問題畫上了完美的句号：
第一部曲：敦煌寫本唐詩殘卷。據徐俊《敦煌詩集殘卷輯考》，《将進酒》這首詩的文字分别見于三種敦煌卷子寫本：伯2567、斯2049、伯2544。這些寫本的書寫者應該是當地人，詩歌文本應該是李白初創。其中伯2567字迹工整，字句完整，而且有詩題《惜罇空》，是敦煌寫本的代表。
第二部曲：《河嶽英靈集》。李白的同時代人“丹陽進士”殷璠，編有詩選《河嶽英靈集》。《河嶽英靈集》選李白詩13首，其中有《将進酒》，是天寶十二載之前殷璠看到的文本。與敦煌寫本比較，文字有多處改動，這些改動乃出自李白之手。其中最重要的改動有兩處：一是詩題由《惜罇空》改成了《将進酒》；二是“天生吾徒有俊才”句改成了“天生我才必有用”。
第三部曲：宋本李白集。宋本李白集是指宋敏求于宋神宗熙甯元年（1068年）編成的《李太白文集》，刊刻行世後流傳至今，是文獻學意義上最完整可信的李白文集。宋敏求編集《李太白文集》的首要文獻依據，是李白晚年委托李陽冰編成的李白詩集《草堂集》。文集所載《将進酒》即是李白這首詩的定稿。
他又畫了一個句号：要而言之，敦煌寫本《惜罇空》應是李白早期創作的文本，而今傳宋本《将進酒》則是李白托于族叔李陽冰的定稿。至于網上關于敦煌寫本《惜罇空》是李白手迹的傳言，則是無稽之談。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薛天緯先生的李白研究與其唐詩研究密切相關、深切相通。薛先生在其著作《高适岑參詩選評》中正本清源，精準而清晰地梳理了從“高岑”并稱首見于杜甫詩句“高岑殊緩步，沈鮑得同行”的原貌，直至現當代古代文學史著作中出現“邊塞詩派”的來龍去脈，厘清了“邊塞詩”的曆史譜系；在其論文《白居易的“大裘”》中闡釋了白居易“達則兼善天下”的從政理想與實際行動；其《“何物‘雲母粥’”》一文，則解決了白居易詩中一個具體的名物訓釋問題，糾正了《漢語大詞典》“雲母粥”詞條的錯誤。在其長篇論文《杜甫“陷賊”辨》中，以文史互證的方式，質疑并推翻了千載以來杜甫在安史之亂中“為賊所得”而陷長安的說法，指出杜甫乃是“潛回”長安；其《義山詩的清境》一文目光獨具地論證了李商隐詩的“殘缺美”“遺憾美”。薛先生在新疆工作生活幾十年，理所當然地要關心唐代首屈一指的邊塞詩人岑參，他發表于《文學遺産》2005年第5期的論文《岑參詩與唐輪台》，及後續的《尋找詩意輪台》《八月梨花何處開？——岑參詩“輪台”考辨》，廓清重重迷霧，探讨了漢輪台、唐輪台縣、唐輪台州都督府、唐人語彙中的輪台、岑參詩中的輪台這五個既有聯系又有區别的概念，指出岑參詩中的“輪台”，就是他供職的伊西北庭節度使駐地，即今吉木薩爾縣境内的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北庭故城遺址”，從而解決了岑參詩研究的一個關鍵問題。
“庾信文章老更成，淩雲健筆意縱橫”（杜甫《戲為六絕句》其一），年屆八十的薛天緯先生書案春意正濃，胸中有譜，筆下有料，畫了句号還要打問号。他的研究興緻正濃，新的研究成果正可期待。
（作者：海濱，系海南大學人文學院教授）
來自：2022年6月20日《光明日報》